漢斯?弗米爾（Hans J. Vermeer)是德國海德爾博格大學翻譯學院教授，長期從事語言和翻譯研究，發(fā)表的譯學作品除上述目的論奠基文獻《普通翻譯理論的框架》外，主要還包括《關于翻譯理論》( Aufsaetze zur Translationstheorie，1983 )、 《翻譯行動中的目的與委托》（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1989)、《論目的與翻譯委托》（Skopos und Translationsauftrag - Aufsaetze，1989/1992 )、《翻譯目的理論：正論與反論》（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 ：Som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是不再問什么叫翻譯學的時候了》（Starting to unask what translatology is about，1998a)和《翻譯教學法》(Didactics of translation,1998b)等。弗米爾在這些著述中所闡述的基本思想是：
翻譯并不是一個轉碼過程，而是人類一種具體形式的行動。凡行動皆有目的，因此翻譯亦由目的支配。在任何一項翻譯行動開始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它的目的是什么，否則無法進行翻譯。這是一種英國學者波斯蓋特曾經說到的前瞻式翻譯觀，它有別于傳統(tǒng)譯論的后瞻式翻譯觀，后瞻式翻譯觀往往立足于源文本，在翻譯中傾向于采用規(guī)范性策略。而在目的理論支配下的前瞻式翻譯觀，則把立足點放在目標讀者和翻譯任務委托者身上，特別是放在目標文本在他們所屬文化中的功能上，譯者必須根據目標文本在目標文化中所要承擔的功能來決定在翻譯中應當采用何種方法和策略。也就是說,根據翻譯目的論的基本觀點，在目標文本產生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既不是“忠實”、“對等”理論中所規(guī)定的原文，也不是此種原文在原文讀者身上產生的效果或原作者賦予原文的功能，而是目標文本的功能，這個功能亦即目的，它是根據翻譯發(fā)起者（即客戶或委托人）的要求來決定的。毫無疑問，客戶或委托人要求目標文本達到的目的，又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目標文本的使用者，即讀者或聽者，以及使用者的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翻譯作為行動，除了目的以外，凡行動又都有結果。翻譯行動所產生的結果是“譯品”(translatum;translat)，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目標文本。
弗米爾認為，從譯者的特定目的來說，源文本是翻譯委托的一個組成因素，也是影響最終譯品形成的諸多因素的基礎，但源文本的措辭對翻譯的重要性來說是第二位的。源文本在翻譯行動中占據何種地位，它必須由譯者這個專家決定，而譯者作出決定時的關鍵因素則是特定情景中的交際目的，而不是源文本本身的地位。一般說來，源文本根據源文化中一個特定情景而作，由于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翻譯行動中僅僅變換源語符或者把源語符遷移到目標語中，是不能產生令人滿意的譯品的。正因為源文本面向的是源文化，目標文本面向的又是目標文化，兩者內容的結構和分布可能不一，目的也可能不一，所以目標文本與源文本之間就可能存在很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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