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有關翻譯轉換的著作產(chǎn)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這些著作介紹了文學翻譯，即文本的“表達功能”或文體。列維關于文學翻譯的奠基性著作
(德語譯為 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ang：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Levy，1969)與結構主義語言學布拉格學派的傳統(tǒng)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在該書中，列維認真地研究了原語文本和目的語文本表層結構的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他將文學翻譯視為復制和創(chuàng)造的雙重勞動，其目標是獲得等值的美學效果。他還對需要達到等值的文本特點進行了分類，它們是：字面意義、隱含意義、文體安排、句法、語音重復（韻律等)、母音長度及發(fā)音。它們在翻譯中的重要性因文本類型而異。因此，母音長度和發(fā)音在配音翻譯中不能有差異，而在技術文本中字面意義最為重要，不能有差異。列維雖英年早逝，但他的著作在其生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翻譯理論的發(fā)展具有決定性意義，隨后這一著作又對全世界的學者產(chǎn)生了影響。他的另ー篇論文《翻譯作為ー個決定過程》(“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Levy，1967/2000)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該文將譯者語言選擇中“逐漸的語義轉換”與博弈論(game theory)聯(lián)系起來。因此，列維將真實的翻譯工作看得“非常實際”：
譯者要在若干可能中做出一個決定——用最小的努力達到最大的效果。也就是說，譯者下意識地釆用所謂的“極小極大策略”(Minimax Strategy)來解決問題。
(Levy，1967/2000:156)
另外兩篇由捷克學者所撰關于翻譯轉換的論文發(fā)表于頗有影響的文集《翻譯的性質(zhì):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論文集》（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ion, Holmes，1970)上。米科(Franti?ek Miko)集中討論了他稱為翻譯中“表 達轉換”或文體的各種理論問題。他堅信(Miko, 1970:66),保留原語文本的表達特色或文體是譯者的主要目標，也許是唯一的目標。米科提出從以下方面分析文體，如作用、形象性、主觀性、喜好、突出與對比。同一文集中，安東?波波維奇（見Mike, 1970:85)強調(diào)了“表達轉換”這ー概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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